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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过自来水，误解过煤气灯，但日久天长，一旦明白自来水较之井水、河水更加有助于卫生，煤气灯、电灯较之油灯更亮更好，电话是那么方便，电梯是那么实用，就逐渐由误解而理解而羡慕而师法。举凡自来水、电灯、电话、煤气灯、电灯、道路管理、垃圾管理、食品检疫，无不西人创制于前，华人效法于后。上海绅商设立的煤气公司、电力公司、马路工程局，发起的地方自治运动、华人参政运动，上海市民日趋健全的市民意识、法制意识、公共秩序意识，也包括民国时期的大上海建设规划，都是上海人见贤思齐的实际行动。

  晚清中国许多地方发生过针对外国传教士的教案，上海尽管是传教士活动中心，有众多的教堂存在，有众多的传教士活动，但基本没教案发生。唯一的是1848年青浦教案，那是发生在传教士与外地漕运水手之间，并不是发生在上海人中间。上海人与欧美侨民、与传教士，朝夕相见，甚至共处一厂一弄一楼一室，明白他们怎么生活，怎么传教，不会相信挖眼剖心之类传言。所以，义和团运动时期，北方在杀洋鬼子、二毛子，拔电线杆，上海等地则与外国人实行东南互保，互不侵犯。义和团运动以后，上海士绅提出了“文明排外”口号，主张要排外，但要文明，不能野蛮。

  近代上海是中国工业化的领头羊，也是中国工业创新、科学技术创新的先行者。近代上海名牌产品云蒸霞蔚，优秀人才层出不穷。名目繁多的各类巨头、大王，诸如出版业巨头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，棉纱大王穆藕初，纺织、面粉业巨头荣氏兄弟， 百货巨头郭琳爽，煤炭、火柴业大王刘鸿生，烟草大王简氏兄弟，轮船大王卢作孚，银行业巨子陈光甫，都是通过激烈竞争而崭露头角或独占鳌头的。他们一不靠父祖福荫，二不靠权力垄断，而是靠卓越的素质，良好的信誉，过人的质量。他们尊重科学，钻研技术，努力学习，不停地改进革新。荣宗敬曾将荣家企业发达的秘诀归之于“无月不添新”，机器求好，质量求优，管理追求先进。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江海关曾对上海270家经营较好的工厂进行了一系列调查，发现一半以上工厂拥有从国外进口的先进机器。

  法治方面，租界是比较严格实行法治的，无论是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。这些年，老上海的城市形象被《上海滩》等电视剧严重歪曲，使得人们以为老上海就是那么没有秩序，流氓黑帮横行，互相杀来杀去，混乱不堪。其实，近代上海法治是相当严格的。上海租界在开头十来年，并没有很多机构，也没有详尽的法规，只是按照外侨在其本国的习惯来管理。1854年租界人口猛增、华洋混处以后，才陆续设立一些机构，工务处、警务处、公共卫生处、火政处等，并制订了一批法规。这些法规，对居民的居住、作息、建筑、行路、卫生等做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，条分缕析，名目繁多，诸如不准随时随地倾倒垃圾，不得在公共场所随地便溺，挑粪过街须加桶盖，不许虐待牲畜，不准倒提鸡鸭，关于如何悬挂招牌，脚踏车如何管理，何时可在路上抖拍地毯，何种情况下可以燃放爆竹焚烧纸钱，饭店如何开张，戏馆如何营业，巡捕如何执勤，如何对巡捕做监督，如何养狗，如何放鞭炮，等等。租界法治管理相当严格，违者轻则罚款，重则拘留。早期《申报》时常刊载居民因随地大小便、粪桶过街不加盖子、乱倒垃圾、斗殴闹事而被处罚的案件。《点石斋画报》上也时常有相关联的内容的报道。上海人对红头阿三（印度巡捕）多没有好感，很重要一点是因为红头阿三在马路上执法，时常与上海华人发生矛盾。工部局用印度锡克人当巡捕，其实也有法律制度设计方面的考虑。锡克人被认为比较忠诚，身材外貌与中国人明显不同，亦不善中文，故不容易与其管理对象小偷、流氓之类，沆瀣一气，一家。顺便指出，上海公共租界也很喜欢雇用山东人做巡捕，其缘由与雇用锡克人相同，因为山东人被认为是中国人当中比较忠诚的一群，身材也比较高大。

  近代上海是中国最早出现律师的城市。有些外国律师由于经常帮中国人辩护，乃至引起一些外侨的忌恨，担文就是一个典型。担文是英国律师，19世纪70年代前期来沪执业，长达40年之久。在他来华20年之际，中国官绅认为其熟悉中国情形，为华人时尚知顾全大局，据理力争。

  长期的法治传统，培育了上海人的法制意识，养成了上海人守法习惯。民国初年，上海报人姚公鹤就指出：上海人历经英人熏蒸陶育，服从法律习惯已较胜于内地。租界内西方司法制度的引进，也使上海人早于内地人有了寻求法律保护的意识，当时外地人就有“沪人健讼”之说。中国到民国初年才有现代司法机关，但孰为刑事诉讼，孰为民事诉讼，一般内地人并不清楚，而上海人则与之不同，虽妇人孺子，亦均知命盗斗殴应向捕房控告，钱债人事应向会审公廨控告。到了上世纪30年代，“打官司”一词在上海社会已经十分普及。1930年江苏全省6300件民事诉讼案中上海市占了4577件，达73%。1935年上海仅律师公会等律师组织的成员即达1000多人，上海一地集中了全国40%的律师。

  特别要指出的是，近代上海对工部局的行政行为有一专门的法律监督机构，即领事公堂。这一机构由沪各国领事联合组成，专门受理以公共租界工部局作为被告的民事案件。这在当时中国是独有的。这是一个行政法庭，具有国际性，但并没有一个完整的、各国领事共同认可的法律，各种不同法律观念在里面都能起一些作用，这看上去颇为怪异，但有总比没有好。这个机构对工部局确实能起一些制约作用。自1882年至1941年，领事公堂共受理55件案件，其中，工部局败诉23件，胜诉7件，驳回起诉10件，庭外结案5件，其他未决、无记录、自然结案等共10件。这表明，领事公堂并不是一个花瓶。1911年，李平书起诉工部局阻止闸北水电公司在虬江路一带铺设水管，结果，工部局被判处必须发放许可证。

  爱国。前面说到上海人崇洋，必须要补充一句，即上海人只是崇尚西洋现代化的东西，并不唯洋是崇。对于西方帝国主义歧视、压迫中国人的行径，则坚决与反抗。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，从晚清的两次四明公所事件，拒俄运动、大闹会审公堂事件，美货运动，到民国时期的五四运动、五卅运动、抗日爱国运动，还有跨越晚清民国的要求公园开放运动、华人参政运动，每有爱国运动，上海人必走在前列。

  上海人爱国特性的形成，与上海人口来源以及上海人与全国各地、世界各地联系大有关系。

  上海移民与移出地保持着广泛、持久而密切的联系，有许多经济活动、社会活动就发生在上海与各地之间。木材、蔗糖来自福建，茶叶、生丝来自江苏、安徽，棉花来自河南等地，大豆来自山东与东北。虞洽卿发起组织的宁绍轮船公司与三北轮船公司，主要是经营宁波与上海之间的运输业务，服务乡梓的特点十分明显。上海很多企业存在优先录用本乡人的潜规则。先施、永安、新新、大新等四大公司，均为广东人所开，其管理层面的职员，几乎全是广东人。荣家企业20世纪20年代所雇佣的957名职员中，617名为无锡人。英美烟草公司买办郑伯昭的永泰和烟行，在上海本行和长江下游的一些分行雇了200多名职员，都是他从广东招募来的同乡。上海很多资本家，在其家乡铺路、造桥、办学、设厂，资助家乡贫穷学生进城读书、出国留学。

  上海移民与各地的联系，使得上海人对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事件特别关心，催化了上海人的爱国精神与天下情怀，恋乡、爱乡发展为爱国。上海人早已习惯于将全国之事视为自己之事，在赈灾活动、爱国运动中一马当先。

  先说爱国运动。1905年美货运动，上海是中心，领袖人物中颇多广东、福建人，因为遭受美国歧视的美洲华侨多为广东、福建人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，因事涉山东，上海山东人走在运动前面，积极发起各项爱国活动。他们多次致电全国山东籍旅长以上军官，想让他们组织起来，保护中国在山东的权益。上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为山东人，他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默许了上海的罢课、罢工与罢市的斗争，并向北洋政府转达上海民意，要求罢免曹汝霖、章宗祥与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，这对于五四运动的进程有重要影响。

  再说赈灾活动。从晚清到民国，上海一直存在对全国的大型慈善机构，内地每有灾害发生，这些机构就会立即投入赈济活动。光绪初年华北地区出现重大旱灾，经元善等人负责的上海协赈公所，单光绪五年就向直隶、河南、陕西、山西四省灾区提供赈款近50万两，超过官方在上海设立的官捐局募集的款项。1883年，山东发生特大水灾，黄河在山东境内多处漫溢，近百万人受灾。经元善以上海协赈公所为基础，联络扬镇筹赈公所、苏州筹赈公所，成立赈捐公所，联络国内各处富商，在全国与海外共设131处赈捐代收处，分布于江、浙、闽、粤、桂、云、贵、皖、赣、湘、鄂、蜀、鲁、辽、晋、豫、京、津、港、台，国外的有仰光、新加坡、槟榔屿、东京、横滨、神户、长崎、伦敦、华盛顿、柏林。这样，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、江浙为基础，辐射全国、影响全球的赈灾网。这使得赈灾超越了狭小的地域界限，超越了同乡、同业的界限，对于扩大赈灾范围、增强赈灾力度、提高赈灾效果，很有意义。那时候，还没有广播，没有电视，经元善等人通过他们所经营的轮船业、电报业，建构了赈灾网络，相当有效。到1893年，经元善通过这一网络，多次为各灾区募款，募集钱款达数百万，获得朝廷11次嘉奖。朱葆三曾在上海时疫流行的时候，募资举办时疫医院，但是他自己却因为冒着酷暑到医院巡查染病逝世，也因其对公益贡献，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界内马路—“朱葆三路”。盛宣怀一生从事赈灾活动达46次，参与和组织的赈灾活动有63次，捐款一百几十万，堪称赈灾巨人。1946年，苏北发生水灾，又发生战争，出现大批难民。上海苏北同乡会在上海虹口、杨树浦一带设立了5个难民收容所，不到半年就收容苏北难民近6万人，收容来自另外的地方的难民2万人，发放面粉近3000袋。

  上海人来自全国各地，与各地保持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，也认同其移出地的身份，发生在中国各地的事，发生在世界各地与中国相关的事，在上海人看来都是自己的事。兼之上海人口众多，交通方便，信息灵捷，社会动员能力较强，上海人质朴的爱乡情结，就因大城市的集聚效应而升华为爱国主义。

  上述近代上海人四大特性，包容、争优、法治与爱国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。其中，包容是基础，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包容的实质是多样性的统一，是承认、尊重个体发展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。有了包容，就会取长补短，见贤思齐，就会有竞争、创新，优胜劣汰，就会有自治、法治。有了包容，上海人对于西人带来的众多先进的科学技术、先进的制度与文化，就非常有可能全面、细致、深入、从容地了解、研究与学习，进而进行创新。有了包容，上海人就可能做到两头明白，一头是明白西方长处是什么、短处是什么，一头是明白中国长处是什么、短处是什么，进而明白中国何以自处，这也就是今人所说的文化自觉。

  大城市是人类智慧激发与聚合的加速器。学术界研究成果表明，人类文明的进步，最大部分得益于彼此的影响、启发甚至辩难。生物学上的杂交出良种，与社会学上的人众出杰才，其理相同。大城市将众多异质程度很高的人口集聚在一起，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浓缩得很近，极大地促进了思想的创新与文明的演进。在同样的空间，人口异质程度越高，文化差异越大，相互影响、刺激、启发、促进的可能性也越大。由于天时、地利、安全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，上海在近代有幸成为中国最大城市，成为差异程度很大的异质文化聚合的空间。不光是中国各种地域文化，还有世界各地文化，包括欧美文化、日本文化，在这里相对从容地接触、交流，这为中华文化接触、吸纳世界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平台，也因此成为中国被卷入全球化浪潮以后，进行文化更新与文明复兴的前沿与中心。于是，中华文化中固有的或潜在的那些元素，诸如刚健有为、厚德载物、见贤思齐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，就被激活运行，表现为上述上海人各种特性。